1950年8月26日摄于纽约的婚礼

4 年前，82岁的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与28岁的硕士生翁帆结婚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关注。译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叶中敏所著《人情物理杨振宁》一书，详述了杨振宁在科学界的成就和他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趣事。

 热恋让他把恩师忠告抛到脑后
      1950年初的某一天中午，杨振宁与同事如常到普林斯顿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忽然看到了邻桌上一张似曾相识、清秀漂亮的女孩子面孔，而对方似乎也认出他来了，于是他离座走了过去，对方也礼貌地站起来自我介绍，这一下，他清楚地想起来了：她就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教课时中五班的学生杜致礼！
       杜致礼的父亲叫杜聿明，因为父亲的关系，她经常有机会接近蒋介石和宋美龄。     1947年底，18岁的杜致礼决定到美国留学。她自小就喜爱音乐、艺术、文学，英文学得很好，赴美前，宋美龄亲自为她安排，让致礼入读她当年在美的母校、有名的卫斯理学院。
       这时，她来美已两年多了。振宁与致礼师生异地重逢，一位是聪明俊朗、热情自信，一位是秀外慧中、出尘脱俗，感情的种子很快就在两人中间萌芽、开花，杨振宁对杜致礼展开了热烈的追求，每个周末都要从普林斯顿赶到纽约去和杜致礼约会。
       早在到普林斯顿以前，杨振宁的老师费米教授曾经劝他在那里研究一两年后就转换到更开放、活跃的学术环境里去发展。可是，已陷入热恋中的杨振宁，已经把恩师的这番“忠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950年8 月26日，杨振宁和杜致礼在纽约举行婚礼。翌年，杨振宁和杜致礼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杨振宁按照中国人传统，写信给父亲，请爷爷给孙子取个名字。杨武之老怀大慰之余，给这位杨家的“长子嫡孙”取名光诺。
       在为孙儿取名“光诺”的时候，杨武之没有想到：就在数年之后，儿子果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次获得这项殊荣的中国人。

位于肥西县三河镇的杨振宁故居

 杨、李的合作关系好得令人妒忌
      婚后，杨振宁继续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1952年被所长奥本海默聘为永久研究员。研究所里只有20位永久研究员，属于物理学的仅有5位，杨振宁是其中之一。
       1950年，李政道以一篇关于白矮星的天文物理论文也完成了博士课程，随即应聘去了加州柏克莱大学任教。一年后，李政道也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与杨振宁再度相聚。
       自此，两个人在学术上开始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联名发表文章，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些外国同事甚至开玩笑地说，杨、李的合作关系好得令人感到妒忌。1956年的6 月22日，一项石破天惊的理论被提出来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在一篇联名发表的文章《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中首次提出：θ和τ在衰变过程中出现不相等的宇称，是因为在弱相互作用中，左和右其实是并不对称的。整个物理学界一下子都震动了，一些人大呼了不起，但更多的反应却是怀疑以至否定。
       理论的提出，需要通过实验的证明才能确认。这时，又一位杰出的华裔物理学家出现了。她是吴健雄女士。
       吴健雄，是中国最早期的留美女学生之一。50年代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和李政道是同事，和杨振宁也是好朋友。
       吴健雄在美国和华裔学者袁家骝结了婚。袁家骝的祖父，是民国时期“大总统”袁世凯。
       在杨振宁、李政道文章发表的时候，吴健雄、袁家骝夫妇本已安排好一起到瑞士日内瓦度假及讲学，但看见两位好朋友提出了如此重要的理论，其他实验物理学家仍按兵不动，热情爽朗的吴健雄二话不说，马上取消外游计划，让丈夫一个人出发，自己留下来进行实验。
       如此经过数月的反复验证，大量数据有力地证明：宇称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存在。杨振宁、李政道的假设是完全正确的！
 
      成了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
      1957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人共同获得。
       这一公布，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头一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成了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杨振宁、李政道两人的照片登在报刊的封面上，成了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
       颁奖典礼于1957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院大礼堂举行。
       在晚宴上，杨振宁作了一篇短暂的演说，他强调：“今天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我沉重地体会到一个事实，就是我在不只一种意义上，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的共同产物。我一方面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一方面将奉献我的工作给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杨振宁这一篇讲话，被认为是一位中国科学家的良心宣言。
   
       周总理特许约见邓稼先
      1971年8 月4 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杨振宁。
       当负责接待他的科协负责人征询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助的时候，杨振宁拿出了一份名单，上面都是他希望见到的人。惟独是排在名单第一位的名字，倒把接待人员难倒了。
       这个名字是：邓稼先，中国的两弹元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杨振宁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此时，邓稼先正在大漠深处的基地，接受“文革”的折磨。
       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普度大学取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毕业后立即乘船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协助建立物理研究所的工作。这之后，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失去了联络。直到有一天，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爆”出来了——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 月，中国又再试爆氢弹成功，美国等西方大国目瞪口呆。。
       过不多久，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搜集到及披露一些资料，美国方面相信，邓稼先是其中一个在技术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人物。
       早在1955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决定：中国要制造自己的原子弹。在这之后的10年里，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在北京西郊核武器研究所和青海省罗布泊沙漠实验基地，领导着有关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包括力学结构、材料状态、实验装置和爆炸过程……
       当杨振宁的名单急呈周恩来总理后，周总理亲自指示：“安排见。”远在基地被批判的邓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邓稼先终于开始正常工作。

1973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杨振宁

杨振宁不讲物理讲人生
      2008年4 月27日，杨振宁教授在郑州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讲座。
       10点半，杨振宁准时出现，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衣，气色很好，虽然昨日的讲座是三联书店专为宣传其新书《曙光集》而做，但这本书的编译者翁帆却并未现身。
       既便如此，杨振宁也在讲述中不断地说出那句著名的口头禅“翁帆和我……”听众之前一直以为是一场物理学学术讲座，哪知杨振宁却自报讲座题目为“我的生平”，“我这一生参加过上千次讲座，但今天我不讲物理讲人生，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杨振宁的讲座也颇为时尚化，他制作了大量的幻灯照片，以珍贵的图片一次次提起听众的兴趣。
       在整个讲座中，穿插了许多中外诗歌，显示了这位科学家血液里的浪漫情怀。当谈到自己小时候在厦门时，“那段岁月让我想起了一句诗——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在谈到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时，杨振宁又在现场背诵了西南联大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我现在希望把它改成，千秋耻、既正雪、中兴业、需人杰”。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杨振宁引用了莎士比亚的《ASYOULIKEIT 》，并用英文朗诵了其中的片段。
       讲座的高潮，是杨振宁主动讲述自己的情感生活。此时，他背后的荧幕上出现了一张身着旗袍的大家闺秀的照片。杨振宁讲述：“我有个学生叫杜致礼，1950年8 月我们就结婚了。但是在她75岁时，她得了一场很长的病，最后去世了。我和杜致礼生了三个子女。”此时，荧幕上出现了一个中国小男孩和爱因斯坦的照片。杨振宁的脸上有了光亮：“这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大儿子，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也在那里。有一天在院子里碰到爱因斯坦，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杨振宁和妻子翁帆

      披露和翁帆交往细节
      在谈到自己1982年之后在香港的人生时，杨振宁说，1999年对他的人生来说，是特别的一年。
       “那一年，我和杜致礼去汕头大学考察，当时学校派了一个叫翁帆的小女孩来给我们当向导，我和杜致礼都觉得这个小女孩十分可爱。”此时，荧幕上出现了一张当年翁帆陪同杨振宁、杜致礼夫妇考察后的合影，照片上的翁帆化着浓妆，一脸稚气。“回去后，我们有了一些断断续续的联系，主要是圣诞节大家邮寄卡片之类的。2004年初的元旦，我当时已经在香港了，我收到了翁帆寄过来的一张贺年卡。于是，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后来，她到香港来看我。再后来，我们就结婚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披露和翁帆交往的细节。此时，荧幕上出现了一张翁帆站在海边的照片，杨振宁的语气里充满了温情：“这张照片是2004年，我在香港第一次看到翁帆时给她拍摄的。”

      “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圆”
      在讲座的最后，杨振宁说：“返回童年、返回茫然、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幸运的是，我现在还是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杨振宁幽默的谈吐引来现场一片笑声。随后，杨振宁用他最喜欢的诗人T.S.ELIOT 的一句诗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只见杨振宁用英文念道“Inmybegin-ningis my end ，Inmy end ismybe-ginning ……”杨振宁再用中文念道“我们将不断寻索，寻索会让我们回到终点，以此第一次认识我们自己的所在”。杨振宁语音刚落，他手指轻轻一点，背后的荧幕上出现了一个挥洒出来的圆圈，他说：“这就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走到现在，已经画了一个圆。”
                               节选自《华西都市报》